{17}故现代立宪之目的，不仅在谋政治权之保障，而应兼重经济权之保障。
这些法益，一旦受到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这一区别类似于罗尔斯对自由与自由价值的区别。
另外，一种官官相护的心理、杀一儆百的动机，也促使被批评的官员、当地的政法部门对批评者提起刑事公诉，予以严惩。宪法对批评权的强调可以用来扶助批评者的弱势地位，防止被批评者利用其强势地位干预法律的运行，构造和维持二者在诉讼过程中的平衡。一方面，对于公民而言，这一规定意味着一项承诺，保证公民在国家中的民主地位。但是本罪之所以被看作为抽象危险犯，是由于在诉讼上，法院难以认定有没有发生侵害，而不是像一般危险犯中一样，因为法益重大，要特别予以保护。损害后果＝言论的诽谤性×扩散范围所谓扩散范围即接触到该言论的人数的多少。
他可以被认为已自动将他的品行置于公民的质疑之下，以便获得对他的适任性的赞同。在这里，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体现的是故意的主观状态。按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他是不能从事国务活动的。
那么，他就不能跟人家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发表公报、签条约，如此等等。宪政向现代化转变，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走，但是路还很长。怎么办？干脆来个50年第一次违宪审查。由于中国没有这个因素，中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
这三条在现行体制之下都没有完全做到。后来温家宝总理自己宣布废除那个条例，改为由民政部门救助。
如果没有监督制度，就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我经常跟民主党派讲，你们不要轻瞧自己，你们要好好干，到时候开放了，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为了正确处理好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他说，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我说可不是，如果中央对宪法都不尊重，你怎么要求下面严格守法呢？如果你示范一下，你看谁敢？宪法的实施须有监督机制。
和，即官吏和民众和谐相待，民族与民族和睦共处，富人与穷人和衷共济，本国与他国和平共处。在改革选举制度上，扩大差额选举，改革提名方式，候选人一定要和选民见面，谈自己的看法。我不像有些人目前那样悲观，如果把党禁、报禁一开，可能共产党就上不了台了，这个也不见得，主要是看我们党自己怎么样，我自己对此是很有信心的。他问为什么？我说有四个理由。
一个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他曾对他的高中同学说，全国人大开会时，人家发言我看书，因为我相信党，党叫我举手就举手，党叫我画圈就画圈。现代宪政要求不仅有一部好的宪法，而且要求它得到彻底的落实，具有很大的权威，它体现的基本原则得到落实。
某位副委员长思想是比较传统的，但他都发牢骚说，我有什么权力呀。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党能够执政一万年，但是我不太高兴用枪杆子来维护政权，这样的状态我感到别扭。
它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建议不受任何机关干涉，人大要监督，党要领导，但也不能干涉，这条也没有采纳。到后来我也亲自参加了中央修宪领导小组召开的两次专家座谈会，主张将依法治国与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也被采纳了。1975年宪法取消了1954年宪法的这两项原则，但1978年宪法并没有恢复。我们绝不可以搞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后来我建议在新宪法中写入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句话也被写进宪法了。但是从理想状态的宪政来讲，这个宪法本身是有不足的，因为它规定的一些体制，比如说党的领导，你不用选我也是领导，选不选我都是领导。
比如说政党问题，现在的民主党派发展其成员的指标是每年5%，能不能以后开放到10%，再过几年开放到20%，或者若干年后全面放开，爱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后来我到书记处研究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82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那是代表党中央给82宪法定调。
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是人大，而现在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中央，没有完全落实到人大，就是没有到钢印这一步。第四，未来的年轻一代将更有知识，更懂得世界，更没有历史包袱。
如果哪个政党违反宪法，不按法律办事，只要抓住了就别想多得选票，因为你们那里什么事情都是公开的。我就讲了四条意见，采纳了两条半。
党政不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在人权方面，采纳了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将宪法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2003年6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修宪专家座谈会上，我提的四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修改《宪法》第126条。这四条真正做到了就是现代的政党。
还有半条同国家主席职权有关。现代宪政的三大基本原则，我把它归结为民主、法治、人权。
1996年12月，全国人大深圳高层研讨会（各省人大主任、秘书长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曾请三个人做主题发言，我讲依法治国，吴家麟讲宪法，厉以宁讲市场经济。第一，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是全人类，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
健全人大制度，专职化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为此，我在为叶帅起草《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时写进了这次宪法修改应该坚持两项原则，一是司法独立，一是民主立法。
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法至上的各种具体问题上，都要全面推进。要十分重视推进各政党的独立品格，这是关键。如果现在搞多党制，开党禁，可能会引发混乱局面，而且这个乱局大概会持续10～20年才能走上正轨稳定下来。在共和问题上要多做文章。
1981年的一个半月里，我曾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10篇文章，对宪法修改提出建议，大多数都被采纳了。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政体，是共和政体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所有这些体制，包括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等等，应该全面开花，全面推进，在宪政总的范围之内，能够推进多少算多少。比如说法治，我认为有两个点要突破。
现在最大的难处还是党的问题。另外公民权利里面还加了一个新东西：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如此等等。